凌晨三点，合肥科学岛的主控室里，警报声突然刺破寂静。屏幕上，等离子体电流骤降，超导磁体温度异常波动。宋云涛一把扯下羽绒服搭在肩上，快步冲进控制大厅。他盯着数据流，声音沉稳：“切到备用电源，调低注入功率——我们不是在做实验，是在驯服一团太阳。”
那团“太阳”藏在EAST装置的真空室深处，温度高达一亿度，比真正的太阳核心还热六倍。而此刻，它正试图挣脱磁场的束缚。宋云涛没有抬头看墙上的倒计时牌——那里写着“距离BEST装置建成：1095天”。他知道，真正的倒计时，刻在每一名团队成员的眼底。
这是中国核聚变研究最接近“燃烧等离子体”的时刻。所谓燃烧，是指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足以自我维持，不再依赖外部加热。全球尚无装置稳定实现这一状态。宋云涛带领的团队正挺进这片“无人区”。他们不仅要攻克物理极限，更要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当中国从聚变技术的追随者变为引领者，如何定义自己的科学坐标与全球角色？
三十年前，宋云涛刚进所时，EAST的核心部件还得靠国外捐赠。有一次，为了换一台二手低温泵，团队拿国产茶叶和实验服去“以物易物”。BEST装置的超导线材、真空室、磁体系统全部实现国产，连最难的无磁钢焊接工艺也被攻破。他曾对团队说：“核心技术是讨不来的。”这句话，像一根钢钉，钉进了整个研究所的基因里。
2024年初，EAST实现“亿度千秒”运行，即在一亿摄氏度下稳定维持等离子体1000秒，首次模拟出未来聚变堆的核心工况。这一纪录背后，是连续17个月的高强度实验。有工程师回忆，那段时间，主控室里常年飘着速溶咖啡的焦苦味，键盘上磨出了指纹的油光。一位“90后”工程师在日志里写道：“我们不是在追时间，是在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赛跑。”
宋云涛的领导风格，藏在细节里。每逢重大实验，他总提前两小时到岗，亲手检查通讯频道是否畅通。他从不称下属为“员工”，而是“战友”。在等离子体所，青年科研人员从研究生阶段就参与EAST运行，承担真空、磁体、诊断等关键子系统任务。左桂忠28岁成为真空系统负责人，王春雨30岁带队完成高精度超导线圈制造——上百道工序，数万个质量控制点，误差控制在毫米级。这种“在战中练”的机制，让“80后”“90后”迅速成长为技术中坚。
2025年11月24日，宋云涛站在合肥科学岛国际会议中心，宣布启动“燃烧等离子体”国际科学计划，并发布BEST装置研究路线图。来自法、英、德、意等十余国的科学家共同签署《合肥聚变宣言》，承诺开放数据、共享实验机时。一位德国聚变专家私下感慨：“十年前我们来是指导，现在是来学习。”但合作背后也有张力。某次技术讨论会上，欧洲团队坚持采用传统低温方案，而中方主张更激进的紧凑型高场路线。争论持续到深夜，最终宋云涛拿出一组仿真数据：“我们可以冒这个险，但必须把安全冗余做到极致。”方案通过了，但分歧并未消失，只是被更大的目标暂时覆盖。
BEST装置采用紧凑型高场技术，用更强磁场在更小空间内约束等离子体，提升功率密度。这与ITER的“大而全”路径截然不同，意味着更高的工程风险，但也可能更快实现经济性发电。2027年底，BEST将完成建设，目标是实现聚变功率20至200兆瓦，并验证能量增益Q>1。一旦成功，中国将首次在聚变能工程化上掌握定义权。然而，挑战依然严峻：氚燃料的循环利用、材料抗辐照性能、AI实时控制系统……每一项都是跨学科的硬骨头。
在等离子体所的走廊里，挂着一张老照片：上世纪90年代，科研人员手工绕制超导线圈，手套上全是铜屑。新一代青年工程师用虚拟仿真系统调试磁体参数，指尖在全息屏上划过，像在指挥一场无声的交响。宋云涛常对年轻人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，要把‘不可能’三个字从聚变词典里删掉。”
但没人知道，那团被驯服的“太阳”何时能真正点亮万家灯火。宋云涛办公室的墙上，贴着一张手写便签：“2030，第一盏聚变灯。”字迹已有些模糊，像是被反复摩挲过。窗外，BEST的钢结构骨架正一寸寸拔地而起，在冬日的薄雾中，像一座通往未来的桥。
